徐文虎：见证中国20年保险风云

徐文虎：1950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1972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72年-197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75年至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1981年完成了相当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工作期间先后获得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现任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所长、安盛-复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保险系系主任、复旦大学金融学院保险部主任、上海市法制办专家组成员、上海市保险规划项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保险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复旦大学保险学系坐落于静谧的校园里一幢三层复古小楼的二层，四周绿树环绕。推开系主任徐文虎办公室的大门，迎面而来满满当当全是各类书籍。不过，虽然弥漫着书香气息的大学殿堂常被称为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但与其他学院科系办公室不同的是，保险学系与外界却是十分紧密地联系互动着。

“我在保险业，虽然没有主动去追求名和利，但回报的确很高。我的确问心无愧地付出了，但每思及此，审视现在时，心里也总有些忐忑，自己获得的回报会不会太多了点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徐文虎心中，有时候也会问身边的人，但总说不清答案。

徐文虎感慨地说：“我们这代人经历比较丰富，从中学到黑龙江，再回到上海；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奉献。我在周围的同仁中，学习并不比人优异，但在经济和社会名誉上的回报却比别人好，这里面不可否认有着机遇的成分，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徐文虎对名利看得很淡，他希望能做有利于社会和保险业发展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好。

“我之所以能在保险研究上获得相当的成就，一是理念比较准确，二是做人诚信，而保险恰恰是一个非常讲究信用的行当。”

毅然转行

“我不想再坐冷板凳了，研究保险，起码有开课、搞教学的机会。”转行保险，徐文虎一搞就是20多年，而且越发不可收拾

1950年出生于上海的徐文虎是家中独子，1969年读初中时恰逢上山下乡，他被分往千里之外的黑龙江。1972年，作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留校，进入经济系教研室专攻经济学史。

1981年，中国保险业刚刚恢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徐文虎走上了完全陌生的保险研究之路，开始了与中国现代保险业同步发展的历程。谈起这20多年，他俨然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毕业留校后，我所在的中经史教研室可谓人才济济，星光熠熠，研究力量十分强大。我当时刚刚起步研究经济，算是教研室里的第四代，整天坐冷板凳，连开课的机会也没有。”徐文虎并没有气馁，热情高涨地继续学习追赶着，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

1979年，中国开始金融体制的变革，相继恢复了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也随之恢复和建立。1980年，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开设系统的课程培养金融干部，其中就包括保险学。

“那时复旦经济系的基础理论研究力量虽然强大，在应用经济、部门经济上却还比较弱。保险学方面惟一的一位教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周建中，正好由于私人家庭原因要调往杭州，急需找人接替。”系里找了很多教师，但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保险是个冷门的新学科，不受关注。

难道这门课就这样没人教了吗？和周建中私交不错的徐文虎便在此时作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转行作保险研究。“我不想再坐冷板凳了，研究保险，起码有开课、搞教学的机会。”转行保险，徐文虎一搞就是20多年，而且越发不可收拾。

看到如今徐文虎的成就，不少老同事打趣道，似乎机会特别偏爱你。徐文虎笑着回答，“复旦的资源对每个教师都是公平的，保险研究的机会也是这样，只不过当时恰巧是我作出了这个选择。我作出选择的动机很简单，而后认准了这一行，又一直坚持下去。”从一个人到一个学院，徐文虎干一行，爱一行，坚持走了过来，

回想当年，徐文虎认为，这条保险研究之路能够走到今天，获得一定的成就，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首先是有与人民银行合作办学的机会，再有复旦的品牌和学术基础，最重要的是，在80年代初保险中断了十几年、人才断代的情况下，许多保存下来的最精华的老前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他们其中有些现在都还担任着如今复旦保险系的顾问职务。

三方面的推动，加上徐文虎的执着与努力，保险研究这条路不但一直走到了今天，而且还越走越宽。

历史见证

“我何其有幸，在保险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开始了同步的研究工作。”20多年来，做着保险研究、与中国保险业发展同步、可以说参与了其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经历，使徐文虎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23年前的1984年，徐文虎第一次赴京参加每年一度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当时保险市场上还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但恢复不久的中国保险业正迎接着一个发展高潮。

打铁趁热，保险研究也以飞快的速度兴起发展着。“七五”期间，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中国保险业发展研究”的课题研究，复旦大学分到了其中一个子课题“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徐文虎和另外一位教授承担了研究工作。

今天，中国保险业再次迎来发展浪潮。在这一轮发展中，徐文虎认为，再次研究行业高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依然十分必要；许多情况都较20年前有了改变。

1984年，徐文虎还参加了人保在辽宁大学举办的一个为期40天的保险培训班。当时的日本保险学会会长也受邀前来讲课。班级里汇集的都是如今保险业界的中流砥柱，在与众多优秀保险业人士的共同学习交流中，徐文虎受益良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保险业已有初步发展，徐文虎也迎来事业上的两件大事。

其一是1986年全国保险界隆重庆祝中国民族保险业100周年纪念活动。理论上这类活动都应在北京，但由于在民族保险业发展历史上，上海始终是中心，因此最终这一盛大的庆典决定放到上海举行。徐文虎参加了在美琪大戏院举办的100周年纪念盛事，冠盖云集，是一次与同行业精英交流的绝好机会。另一件大事是在1987年6月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国贸发会与复旦大学三方携手举办了首届全国保险干部培训班，由复旦主办，中外专家济济一堂。来听课的基本都是全国保险公司的高层领导，一堂堂讲座听下来，他们反映道，复旦讲课，更超过外国专家。这是一次在全国保险业影响非常巨大的举动。直到1993年，全国保险干部培训班举办了第二届，不少来参加的人都笑说自己是第二次进复旦培训了。

“我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参与中国保险业发展中关键大事的机会，得益于复旦这块牌子。”徐文虎感慨言道。

学科发展

徐文虎在保险业界结交了很多朋友，社会兼职也很多。“虽然这样不可避免地占用掉一些教研时间，但能让我悟出很多道理，并直接用到教学上面，也很受学生欢迎。”

1988年，中国第一本保险辞典的编撰工作启动。在这本1989年由中国社科院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辞典上，赫然有着徐文虎的名字。自此开始，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他除了编写教材之外，也开始参与诸多重要学术书籍的编撰工作。

1991年，为配合改革开放，让世界了解中国，作为中央书记处指定的两套国家级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系列丛书开始编撰。原先在系列书目中没有定“保险”一项，后来才决定加进去，于是当代出版社找到了正好在北京出差的徐文虎，主持《当代中国保险》一书的编撰工作。1992年，《当代中国》一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闭卷式，徐文虎作为保险一书的代表出席参加。

徐文虎还参与了中国金融业最高级别的一部书籍的编撰工作：那是1999年，为了让省部级干部学习金融知识而特别编撰出版的一套金融知识读本。

参与这些重要书籍的编撰工作，对徐文虎个人成长的鞭策和影响非常大。

与他个人以及复旦保险学科的成长同步的是中国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而复旦的保险学科也一步一步从小到大地成长至今：从最初的一门课，到设立一个教研室，1996年时成立保险研究所，乃至如今师生近百人规模的保险学系。

1999年到2001年，逐步成熟的复旦保险系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了在全国保险业引起较大反响的活动。1999年第一届保险展览会在上海举办，2000年全国寿险研讨会，继而在2001年又举办了第二届保险展览会。

谈起做保险研究的心得，徐文虎深有体会。“保险学科与一般的教研工作有差异。学科可以分为三个大类，重理论的基础学科、重实践的理工科以及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应用学科。保险就是第三种类的应用经济学科，研究的目标更直接体现在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上。”

以这样的理念为支撑，徐文虎在保险业界结交了很多朋友，担任的社会兼职也很多。“虽然这样不可避免地占用掉一些教研时间，但能让我悟出很多道理，并直接用到教学上面，也很受学生欢迎。”课本不能每年换新的，但他却可以时时把实践中获得的各种业内最新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们。

从历史转行到保险研究，徐文虎自认算是间接的转行，在学习历史时培养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都是可以应用到保险研究中去的，而且结合得很好，正所谓“知识不会浪费”。

1984年刚开始走上保险教学岗位时，徐文虎心里也有不少担忧———如果做得不好，保险还有可能停办，毕竟以前也有过这样的停办历史。“到时候，我可就下岗了。”徐文虎笑道。

当时不但普通老百姓听不懂什么是保险，厂长、经理们也把保险当作是额外的负担。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使保险业迎来了最初的一个发展时期，保险教育也是从无到有。

中国保险业差异发展

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方式，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因为中国地方太大，地域差异十分明显。不同地区在考虑、设计保险的发展策略时，都很不一样，都主张有自己的奋斗目标

国内保险业正迎来最好的春天，20年来的全面恢复，走了国外保险业至少150年的路，在某些领域已经不差于国际水平。虽然与外国成熟市场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但已非常让人自豪。

20多年来保险业的大发展，与全社会迅速的前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密切相关，体制改革带来的风险和成本，也为保险业参与风险经营创造了施展拳脚之地。这些对保险业都是难得的机遇，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中国保险业的道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但却必是非常艰辛坎坷的。

在2004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徐文虎提出，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做好保险发展工作。宏观就是要做大做强，加强理论研究；中观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区别地发展各地保险业；微观就是强调保险的风险经营、风险服务，坚持保险经营的本质。

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方式，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因为中国地方太大，地域差异十分明显。沿海地区有些已经类似国外市场，而内陆地区、西部地区乃至边远地区，还比较落后，不同地区在考虑、设计保险的发展策略时，都很不一样，都主张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其中，保险业在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瞄准国际市场，按照保险的本质，为客户提供风险服务。

中国的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这也是吸引了众多外国保险业进入市场的主要原因。中国居民储蓄余额非常高，据有关调查，这些储蓄中有40%是用于养老，其次就是用于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资金存在银行里，一旦发生风险只能发挥1∶1的补偿作用，而如果用来购买了保险，就可以在需要时为人们提供相当于1∶100甚至10000的保障。隐藏在中国民间的巨大保障需求，正有待发掘。届时，中国保险业的规模即使比现在翻上好几倍，也不算多。

理论服务市场需求

徐文虎感言道：“复旦保险研究所现在的研究项目，包括上海‘十一五’规划制定之后法律制度的变化、商业保险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等，都能够为有关部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这与过去的关门造车是大不相同的。”

26年的保险教学研究历程里，徐文虎著作等身，先后编写了《中国保险词典》、《中国保险百科全书》、《保险知识读本》、《中国保险业发展研究》等近20部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2005年底出版的《中国保险市场转型研究》，所阐述的保险市场的阶段理论、细分理论和不平衡理论，可谓是徐文虎教授的“代表作”。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对中国保险市场多年观察，徐文虎发现：中国保险业发展经历二十多年的粗放型发展后，遭遇到了新的困难：一方面老百姓对保险的依赖度在提高，对保险业的不满也在增加；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保险的需求在增长，保险业的增长速度却在放缓，某些领域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经过认真分析和思索，他确认，中国保险市场已经具备从粗放型转为风险控制技术型的基础和资源，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保险市场都在转型———必须通过转型获得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市场。如果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就可以抢占下一轮发展的前沿市场，把资源充分发挥出来。

敏锐的眼光，精准的分析，一语中的。虽然有些保险公司眼下仍旧坚持粗放型的经营策略，但这些保险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却一次次向徐文虎讨教，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模式转型的方法和具体细节问题。

“保险学属于应用学科，要通过贴近市场的研究来带动教学；而研究课题的立项，则应该从满足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徐文虎感言道：“复旦保险研究所现在的研究项目，包括上海‘十一五’规划制定之后法律制度的变化、商业保险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等，都能够为有关部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这与过去的关门造车是大不相同的。”

一位保险系研究生向记者表示：“在徐教授的课堂上，我们得到的都是国内外保险市场最新的动态信息，如再保险中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项目的进展和诸多节点问题的信息等。”

笑看从前，喜盼未来。面对业内外对保险研究的质疑和不同观点，徐文虎相信，通过研究课题的领先和创新，不断对科研成果进行有效调整和拓展，一定能够改变保险落后于其他金融体系的局面，实现保险又快又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