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伯格：保险教父一个人的战役

格林伯格:美国国际集团（AIG）前CEO。在他执掌AIG期间，美国国际集团的股票回报率提高了190倍，被人称做保险教父。

曾经叱咤世界保险市场的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年逾八旬的老人，仍有“战斗精神”，实不愧其“保险教父”称号。今年，带来了他的新公司——史带投资集团，开始重新瞄准中国的保险市场。

没有人知道格林伯格将自己的终点设在哪里。5岁时格林伯格丧父，随改嫁的母亲住进纽约附近的一所农场，在养鸡、养牛的劳务中开始了人生；他经历了二战和朝鲜战争，并在战争间隙取得了法学学位；1953年起，他进入保险业，将AIG打造成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格林伯格的职业生涯始终遭受质疑：就任CEO时，人们指摘他并非毕业于长青藤联盟学校；其直率、强硬的风格饱受憎恶，甚至有人说，身高1米70的格林伯格有“拿破仑情结”；1984年，60岁的他将AIG从三板转移到纽交所上市后，关于他何时退休的问题就从未终止过。

但依靠超人的自信和能力，他用时间证明，所有的伪常识和恶意揣度都可以是错误的：在2003年的一次测算中，AIG一家公司的利润超过美国另外18家顶级财产保险公司的利润总和。

只是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格林伯格最终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告别了AIG：2005年3月，在纽约州总检察官斯皮策的指控下，他被公司董事会辞退。指控理由是，在他知情下，AIG与巴菲特控股的通用再保险公司，进行了一桩有违规倾向的再保险交易。在其离职后，司法部又以财务欺诈为由向格林伯格提出了民事诉讼，指控其采用不正当的会计手段欺骗监管部门和投资者。

格林伯格那时的反应像人生中多数遭遇质疑的时刻一样，他对外不做辩解，但他聘请了美国最优秀的律师，开始了与司法部和AIG的纠葛。最终让司法部门撤销了对其的全部诉讼。

同时，他开始了创业。他每天5点起床，健身一小时后，工作十余小时。他坚持每餐吃鱼和蔬菜，并提醒人们，他的祖母活到了105岁。“身体上，我觉得自己和25年前没什么区别。”格林伯格说。

虽然他并不承认自己试图打造另一家AIG——“我想做些与在那里不同的事”——但他会提醒你，一个缔造过金融帝国的人的思维方法是：“I think big”。

血液里流着冒险的因子

只是检阅格林伯格的早年经历，就已经可以对其人不拘一格、必达目的的行事风格有所了解。

17岁时，他依靠一张假的身份证明谎报年龄加入了美国陆军，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参加诺曼底登陆为其在退役时获得了铜星勋章，但格林伯格事后承认，“D日”那天他的全部记忆只有两个字：恐惧。

即便如此，几年后，因为朝鲜战争再度被征召入伍的格林伯格，还是为自由克服了恐惧。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为期两年在办公室里做无聊的文案，另一个是在一个战斗小组里呆上17个月。为了节省7个月的时间，他选择了后者。

某种意义上说，格林伯格进入保险业是个偶然。虽然在战争间歇期间，他已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但他获得一份正式工作并非因为其学历，而是因为他的战斗本性。

1953年，在一家名为大陆灾害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面试时，同人事主管简单交谈后，对方的沟通方式让格林伯格感觉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他没有压抑不快迅速离开，而是直接冲进公司副总裁的办公室，咆哮着指责对方的人事主管是个混蛋。这次冲突不仅为其赢得了一份每周75美元的工作，更为其打开了保险业的上升之门：由于在健康与意外险业务方面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就，仅六年后，格林伯格就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

此时，AIG创始人斯塔尔(Cornelius Vander Starr)恰好需要一个能够“摆平困难”的人。与纽约人寿、大都会等美国老牌保险公司不同，AIG并没有引以为豪的上百年历史。自1919年创立于上海，直到1960年代初期，它在美国的作为都颇为平庸：由于持续亏损，公司内部始终在讨论是否应该关闭美国业务，转而专注于国际业务。

但格林伯格并不赞成这种做法，在一次高级管理人员召开的会议上，他不耐烦地打断了别人提出的业务关闭计划：“如果你们不是一群蠢货，就应该知道我们能够在美国本土做些什么，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保险业的基础!”

这个不留情面的批评者很快被委任为斯塔尔在美国的保险公司American Home的主席，负责扭亏事宜。

到任后，格林伯格首先将公司的保险代理商全部剔除，并迅速将American Home改成了一家以经纪人为主的公司。这种制度可以使公司快速并直接的对业务做出判断，而代理商则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刻板地遵循公司的各种政策来承接业务。此外，格林伯格还将公司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大型的工商业保险业上，并发展了再保险业务，两年以后，American Home便扭亏为盈。

这是一次经典的“格林伯格时刻”：粗暴，但卓有成效。其变革手段体现了他对于细节和宏观问题的关注和平衡能力，更让斯塔尔开始将其树为接班人候选。

扮演永不止息的发动机

虽然他并非AIG的创始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是格林伯格一手缔造了一座金融帝国。在其领导下，AIG从一个在几个国家拥有业务的保险超市，变成网点遍布130个国家的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业公司之一。它是美国最大的财产险公司和最大的可变年金公司，在寿险领域也占据着第一或第二的位置。

事后总结，格林伯格打造AIG的途径并不复杂：连续不断的国际化、抓住每个时期的商业机会逐渐将业务多元化。但是，在近40年的时间里坚定而有效地做到国际化和多元化并不容易：这不仅要求领导者具备远见，更需要他扮演一个强劲的永不止息的发动机，推动，甚至强迫员工突破限制。

不过，外界对于其“强硬”的解读往往偏向于简单化。事实上，格林伯格驱动员工的方法或许简单粗暴，但他清楚“强硬”与“不合情理”之间的细微区别：“我从不要求别人做我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关于此，比较好的注脚是，至少在AIG内部，绝大多数员工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工作环境：在格林伯格的施压下，所有人都能比平时的自己做得更好，而且，多数员工相信格林伯格是忠于自己的。一次，AIG日本公司的主管生重病，格林伯格立刻派自己的私人飞机到东京将其接回美国治疗。

另一名在AIG供职46年的老员工K．C．沙巴尼有着一个足以说明很多问题的故事：1972年，这个伊朗裔美国人被格林伯格招至总部，并被授予使命：“去伊朗，搞清楚我们做什么能让AIG进入那里。”

沙巴尼的调查结果是：在这个外国保险公司被全面排斥的国家，让AIG进入的唯一方式是让政府重新立法，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到纽约，试图说服格林伯格放弃。  但格林伯格的回答是：“K．C．，我不是让你告诉我能不能做，我只是让你去完成它。”

重返伊朗后，沙巴尼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游说伊朗财政部长，最终真的让其修改立法，让AIG在1975年成为了当地首家外资保险公司。随后，当地保险业务发展迅猛，也证明了格林伯格的眼光。

但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朗政变后，以沙巴尼为CIA工作为名，将其送入了监狱。即使沙巴尼本人称，他与CIA无关，他仍两次面临被枪决的生死时刻。

远在纽约的格林伯格并没有忘记这名失势员工，他命令属下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沙巴尼，并随时通知自己此事的进展。为此，AIG耗资100万美元，先将沙巴尼从监狱中释放，又让当地一名医生冒死安排一辆汽车，将沙巴尼和上届伊朗政府的两名要臣一同送到了800公里外的土耳其边境。

等到沙巴尼回到美国，格林伯格从未与他讨论过拯救问题，即使对方提到，他也只是一笑了之。此后，沙巴尼在AIG又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

而格林伯格在AIG内部高度强调的另一件“常识”是：“只有比任何人都更精通你的业务，你才能做到最好。”格林伯格之所以能被保险行业所有对手视为天才，除了其惊人的执行力，也与他总能洞察行业变化，从中发现新机会有关。

在AIG内部，有人说他可洞悉“中国的森林里的每一片落叶”，也有人说他知道“AIG里掉的每一粒小石子”。而他也是这么要求其属下的：AIG有上百名内部审计师，每个人发现任何公司的错误操作，都会直接撰写报告，上交至格林伯格及高层处。包括公司CFO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得到报告后必须立即阅读，否则随时可能接到格林伯格电话，要求对相关问题做出评论。

正是凭借其“比任何人都更精通业务”，AIG能够比多数竞争对手走的更远。比如意识到企业家开始为个人安全问题担忧，AIG随即设立了针对绑架、敲诈的险种：虽然的确有一些企业家遇到了此类麻烦，但多数富豪只是购买一个“内心的安宁”。尤其是在整个行业缺乏此类业务的时候，AIG更是拥有着独一无二的产品定价权，这为其赚取了大量利润。

1970年代起，AIG提供的险种从针对地震与洪水，到石油钻塔和卫星承保。而到了1990年代，它又不失时机的通过兼并收购将自己的业务线极大丰富：1990年，AIG买下了国际租赁融资公司(ILFC)，这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务飞机租赁公司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1999年，AIG通过股票买下美国最大的退休金服务公司SunAmerica，这为格林伯格的大篮子里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产品：养老金和共同基金。到了2001年，格林伯格又将美国国内最大的寿险公司通用保险公司买下。

“不停变化的世界使商业中充斥着新产品诞生的机会，第一个掌握风险解决方案的人也就成为第一个介绍新产品的人。一个公司不要追随别人，第一才有乐趣。”格林伯格说。

为了AIG的扩张近乎疯狂

的确，为了AIG的扩张，格林伯格可谓穷尽所有可能的方法，即使其中一些在同行看来近乎疯狂。

由于保险行业对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高要求，很少有哪个行业的监管同保险一样严格。在美国的50个州中，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监管法则和商业要求，而对于AIG来说，还要同时应付海外不同国家的监管要求。这使得保险企业始终以最谨慎的姿态经营，但格林伯格却对此不屑一顾，他所看重的只是增长。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们，格林伯格的要求是三个“15”：15％的利润增长、15％的收入增长和15％的股票收益率。每年秋天，格林伯格会用大约50小时时间参与AIG所有运营部门的预算会议。而所有与会者也都深知，会议之前，他一定会读遍每个部门提交的商业计划。因此，如果试图做出盈利减少的负面预期，必须提前做出极为充足的准备。

此外，为了先于所有竞争对手进入新市场，他也尽可能做好长线设计：早在1969年，格林伯格就访问了前苏联最大的保险公司Ingosstrakh；在多数美国公司1990年代末期才看到中国机会时，格林伯格在1975年就已经完成了首次访华。

AIG所在的行业和特性使其在疯狂扩张的道路上注定经常要超出商业范围进入到政治领域，而这正是格林伯格最擅长的手段之一。他往往会以比较直接的方式参与政治，从执掌AIG开始，他就同华盛顿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治中心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每年，格林伯格都会花费很多时间环游世界，拜会当地的各级政要，他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说服对方同他签订下各种重要协议。

也有一些时候，他会要挟自己的“朋友们”：2001年时，格林伯格为中国进入WTO做出很多推动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他又曾写信给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表示如果中国市场不能对AIG全面开放，他可能会阻止中国进人WTO的进程。

读完这封信后，朱镕基对身边一个贸易代表愤怒地表示： “我永远也不想见到这个老人了。”但不到一个小时，朱便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让龙永图去见格林伯格。

而在AIG和格林伯格的种种创新实践中，最受争议的是其对离岸金融公司的利用。

在美国保险业，借助百慕大、巴巴多斯等地的政策优惠提升竞争力，从来不是一个秘密。百慕大和巴巴多斯不仅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于保险公司赔款准备金的要求也相对宽松。在美国，保险公司需要立即将预计损失建立全额赔偿储备，但在百慕大，政策允许保险公司延迟补足赔款准备金，或者将准备金打折存入。基于此，大量美国的再保险公司在百慕大等地设立，帮助美国保险公司分担风险。

但AIG可能是在这方面尝试最积极者。多数美国保险公司对10％的保单进行再保险，但AIG会将保险费的70％进行再保险：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利润，却让公司有远远多于竞争对手的现金。

在多数不依靠承保赚钱，只依赖于将保费用于投资获取利益的保险公司，一旦出现“9·11”·等重大事故，其投资所得不足以抵偿付出的保险费用，它就必须收窄保险业务线。但对于资金雄厚，且一直要求保险业务获利的AIG，它总能在行业低迷时期开展更积极的业务扩张。如在美国保险业最不景气的1 984年，仅AIG的一项董事责任保险，年收入就从7万美元变成了750万美元。

但AIG的过于激进的做法在于：很多再保险公司无力承担其金融风险。于是，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它会自行建立离岸保险公司。从文件上看，这些公司是完全独立的，但实际上，借道公司股东，并由一家银行辗转投资，这些离岸再保险公司实则牢牢控制在AIG的手中。这是一个走在政策边缘的实践：在AIG经济状况良好时，离岸金融公司只是帮助其暂缓消化一些不良资产，但当其经济状况变糟呢?

从1980年代末期起，始终有相关司法人员对AIG在此领域的尝试进行调查，未得到负面结果。这使得格林伯格长期存在于监管者的雷达之上。即使如此，2005年格林伯格离开时，AIG已经有数百家以这种形式存在的离岸保险公司，外界几乎无法搞清楚公司真实的运营方法。

离开AIG后 掌控三家公司卷土重来

同其他被驱逐的CEO相比，格林伯格的处境要好很多。

离开AIG后，他迅速掌控了另外三驾代表着声望、权力和金钱的马车：C．V．Starr、Starr International和StarrFoundation。这三家以AIG创始人斯塔尔的名字命名的机构与AIG一样，都是斯塔尔创立的机构，它们与AIG有联系、但相互独立：Starr International是AIG的最大股东；C．V．Starr是一家同AIG有很多业务联系的保险经纪公司；而Starr基金会则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之一，曾经代表AIG进行慈善活动。

实际上，这是三家资金相当雄厚的机构。1955年建立的Starr基金会的全部资产部是AIG的股份，大约占AIG股份的2％，这里的主管也几乎全部是前AIG的高管。更大的资金拥有者是Starr International Co．(通常被简称为SICO，其中文翻译为胜达国际)，早在AIG上市期间，就有价值1.1亿美元的股票被放在了一个特殊的单独账户中。通过卖掉SICO的主要资产来获得的AIG股票，格林伯格和其他现有的SICO股东可以最终拥有AIG股票的账面价值。到了今天，SICO拥有3.11亿股AIG股票，占AIG股票的12％，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按照目前的价格，这些股票的价值将近200亿美元。

而另一家公司C．V．Starr是家总部在巴拿马的私营保险经纪公司，在格林伯格执掌AIG之时，C．V．Starr是一个独立于AIG之外但是为AIG服务的公司。格林伯格离开后，C．V．Starr出钱将现有AIG高管们手中的权益买了回来，使公司完全独立于AIG，也不再销售AIG的产品，而是销售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百慕大保险商安达集团(ACE)的保险产品。事实上，随着近两年来自然灾害的增加，保险公司的利润正被大幅侵蚀，而像保险经纪这种相对从小生意做起的业务模式在今天则非常有利。

在长时间里，C．V．Starr和SICO都曾相当于AIG的顶级员工俱乐部：AIG只有极少数员工享受期权(1990年代末期，这家公司的4万名员工里，只有1000人有此待遇)，而这极少数人里，更少人可以获得一种限制性股票。因其规则苛刻，比如65岁之前无法获得股票，比如他们永远不可跳槽。于是很多人离开AIG时，都相当于放弃了数千万美元的股权。这些股票被置存于SICO中。而公司内的最高层还能分享C．V．Start公司所拥有的AIG的股票。

但格林伯格离开AIG之后，除了回购极少数明确属于AIG高管们的权益，格林伯格不会还给对方任何曾经属于他们的股权。“没有人跟我要过”，格林伯格说。

甚至，他非常迅速地斩断了两方之间的关联。2005年7月8日，SICO向法院起诉AIG，要求AIG归还其占有的艺术品和斯塔尔的其它物品，这些东西的总价值超过了15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幅凡高的画。很快，这些收藏就如同战利品一般出现在了格林伯格宽大的新办公室中。

2006年6月，C.V.Starr在美国特拉华州大法官法庭向AIG提出了诉讼，指控AIG在2006年2月就“会计操作违规”等问题与斯皮策、美国证交会(SEC)、司法部达成的16.4亿美元和解金是不恰当的，其中AIG的高管有失职之嫌。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和解协议仍然是美国监管当局与单个公司达成的最大的一笔和解金。当年12月5日，AIG不得不与CV Starr就双方的18宗纠纷达成和解，后者可以自由地建立其国内、国际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同时，C.V.Starr和AIG都不得再使用对方的商标、名称等从事商业活动。

随即，在直对斯皮策指控的同时，格林伯格开始有计划的扩张他的新帝国。他首先从AIG挖来了自己的得力干将：CV Starr的总裁艾德华·马修斯，前AIG的CFO，及AIG此前负责亚洲投资的凯萨·萨拉梅亚。

这个二战老兵是如此不知疲倦，甚至在司法调查期间，他还表示出要购买《纽约时报》的意图。不过相比于AIG时代，格林伯格的新团队简直是小而又小，习惯了作为庞大帝国主人的格林伯格显然还需要时间来适应新的状况，但这个老人似乎并不以此为意，“在任何一个企业里，随着它的成长你会感到欣慰，享受你所做的。”（■文 朱红）